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时间:2020-06-06 作者:

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编译|Mumu Dylan

  过去三十年来,贫富不均(Income inequality,即贫富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的情形在全球逐渐增长。不仅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就连长期被认为是贫富差距较小的瑞典和芬兰也出现了增长的趋势。那是什幺原因驱使了增长?这是否代表资本主义主宰全球,不再有反抗力量来阻止贫富不均的增加?或者,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终有自我调节的机制来减低贫富不均呢?

  知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建议,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直接了解过去历史,并拉长至数百年来的经济波动。米兰诺维奇蒐集并分析了从十三世纪到今日的工资和收入数据后,大胆提出「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波动」理论。他认为贫富不均的程度就如海浪,是一股不断上升接着下降的波动,而且很可能将无止尽地循环下去。

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贫富不均经常和贫穷混为一谈,而收入则被简化为财富或所得。但米兰诺维奇提到,他所做的研究中对于「收入」的定义并未纳入资本收益,例如物业或股票买卖的利润,而是用经济学家定义的「收入」:从自僱、工资、股息、利息和政府津贴中所获得的收入流动,其中包括自有房地产以及家庭生产(例如农作物,这在较贫穷的国家很重要)的估算值。

  此外,贫富不均与贫穷也不同。理论上的「贫穷」是藉由界定贫穷线,将低于某个数字的族群归类为贫穷。原则上,贫穷会因为经济成长而减少,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成长间却不存在这样简单的关联。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的贫富不均情形明显地增加,在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出现了最大幅度的差距;而像俄罗斯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或是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的经济体中,国内贫富不均的情形也增长了。

  这个趋势震惊了所有的经济学家,因为在1950至1960年代提出的理论认为,重新分配的高度政治需求,将会使贫富不均的情况降低进而让各国经济「进步」(即国民收入、财富和教育程度相对提高,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降低)。同时,当时的经济学家还推测,过去在历史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也会因为参与更多的国际贸易活动而增加出口和劳动力需求,进而减少国内贫富不均的情况。但目前的情况看来并非如此。

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藉由十几个国家的档案数据,来估算历史中贫富不均的程度。其中包括西班牙、义大利和低地诸国(包括现在的荷兰),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初期。而其他像美国和拉丁美洲等年轻国家,最早也能追溯至十八世纪末期或十九世纪初期。

  现代经济学家研究了税务记录档案、因军事行动而进行的人口收入普查,一直到历史中大家族的私人收藏后,发现贫富不均现象在近几个世纪是有盛有衰的情况。此外,虽然驱使贫富差距增长或减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真正的原因却只有几种。

  在前现代社会(工业化以前)中,影响贫富差距的盛衰大多为非经济性的因素。例如传染病流行抑制了贫富差距:部份人口因传染病死亡,导致工人数量减少使他们的工资提高。而由于征服者奴役和掠夺,战争则提升了贫富差距。或者最为常见的情况:多数人口陷入饥荒死亡,直接减少了贫富差距。事实上,传染病和战争两种原因,几乎就能解释西班牙从十四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期绝大部份的贫富差距变化。

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则是推动贫富差距变化最主要的因素。几乎整个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都因蒸汽机和轧棉机的发明,导致贫富差距的提升:由于高需求和低竞争,使投资新兴商品和服务的人们因此赚取了大笔的租金。而此时的贫富不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大量地从农村移入城市,希望能获得更优渥的待遇和多样化的工作机会,但也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更多的不均等待遇。

  数据显示,英国的贫富不均在1870年左右达到了巅峰。此时的英国劳动力需求逐渐上升(部分原因是人们先前离开国家到外国找寻机会),因此立法限制了童工和工时规定,使劳工环境开始有了改善。在美国,贫富差距约在1920至193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大量的欧洲移民让它减低的速度比英国还来得慢。

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在此之后,贫富差距开始大幅度的降低,而这大多与进步的现代化有关。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殃及了许多国家并摧毁了大量资产(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再加上对富人课徵重税资助战事,使贫富不均的情况明显地降低。而这些变化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的出现、公共教育的大规模拓展和妇女参与更多地劳动工作,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半个世纪中日益均等。对西方国家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八O年代初期,是一场贫富之间的大调和。

  最终,这种调和也开始发生在世界各地。诸如土耳其、伊朗、韩国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无土地人口分配土地、引进教育制度和创设国有企业(经营铁路或生产糖和煤)等政策促进了国民的经济平等。而在苏联和捷克等共产主义经济体中也是如此,政府将工厂收归国有并分配人民工资。

  米兰诺维奇认为综观历史给人类的经验,驱使贫富差距提升和减低的力量包括经济、人口和政治因素,而它们还可二分为「恶性」或「良性」。恶性力量包括传染病、内战、国家体制崩溃和战争;良性力量则包括科技革新、全球化、教育和国家政策。

Branko Milanović:贫富不均是週期性的

  这两种类型的力量至今仍存在于现代:两次世界大战或许是人类历史中最无情惨烈的悲剧,但也是让贫富差距回归均衡状态的力量。而科技变革的资讯时代也产生了许多的良性力量,类似于两个世纪前工业时代为人类带来崭新的生活。

  米兰诺维奇认为,人类若能妥善运用四种良性力量,将有效减低正日渐增长的贫富不均。否则,将可能出现翻转目前趋势的恶性力量。在富裕的西方世界、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政治家们正转向由民族主义为主轴的民粹政策,以安抚国内的不满情绪。对政治人物来说,操纵人民情绪是比改变现行制度还更为容易的选择。这种政策使外国人成为替罪羔羊(无论是移民或是外来者),并转移人民注意国内现存的问题,最终将可能引发国际冲突。

  米兰诺维奇相信,过去的历史事件并非偶然,而是积累许久的不平等急剧加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他说道:「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类学到了什幺教训,那就是国内的不满情绪是能够转移到国际舞台上,这种偏差将会导致灾难发生。」

参考报导:Nature